西安跳楼学生背后，是一场关于身体规范的长期斗争
作者：章罗储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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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体制是保持整个社会结构稳定的重要一环，这是学校本身带有的保守性；但同时，教育在精神上，也担负了成就个体发展的理想。两者的张力，是教育者的内在矛盾。压制与解放之间，关键往往在于教学现场的实践。如果我们视教育的本质是通过各种学习过程找寻自我认同之价值，那么以要求、规范形塑出的高度纪律性、服从性、集体化的身体和思想，有助于达到这个目标吗？
10月22日，西安一名初三学生被老师带去强行理了光头，自此性格大变，郁郁寡欢，出门必戴帽子口罩，甚至拒绝上学。10日后，无奈的父母决定为孩子办理长期休学手续，却发现其已经在自家跳楼身亡。
近年来，因为“发禁”而爆出的新闻数不胜数。
2010年，山东临沂市一名初一女生因发型问题频繁理发，三次被赶出校门，最后选择了喝农药自杀。
2010年，广州某初中有30多个女生因发长过肩被年级级长赶出学校，在校门等了一天，未被允许返校上课。
2012年，山东东营一位初二女生因不愿理发选择跳楼自杀，此前她已在作文中表达了初一时被老师“押”去理发的绝望。
2017年，济南某中专学校要求学生统一发型，洗头次数不能太频繁，洗头间隔不少于三天，违规会面临被退学的风险。
2018年，河南禹州某高中要求高一高二男女生必须剪短发，在短信中直言“不要挑战学校规则”。当艺术生提出有面试需求想留长发时，学校的答复居然是“赶紧转学”。
▲ 学校里常常能看见的学生发型标准。 © 昵图网
追根溯源，发式是服装仪容的一部分。发式的限制与校服等规定一起，组成了学校对于服饰与仪容的全面限制。这种限制所为何来？时至今日，我们真的需要这种限制吗？
▌制式服饰背后的身体政治
值得回顾的是，头发的长度和服饰的表现形式，曾是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身体政治的斗争重点──各种断发令不仅发生在东亚国家的现代化与西化进程中，也发生在美洲原住民族中。
欧洲殖民者在近乎文化灭绝的同化政策中，对原住民进行身体的修剪，强迫他们去除独特的长发文化，以及其他传统的服饰礼仪。在日本，制服的推广，尤其是模仿欧洲强国军装和正式服装的洋服模式，乃是明治维新开启的现代化工程的一部分，同时也充满了逐渐朝军国主义发展的色彩。
▲ 日本部分行业的制服。 © antheamissy.com
如台湾中央大学哲学系教授卡维波所说，随着生产方式的改变、人口流动的加大，不同阶级和族群的人越来越有机会彼此交流、面对各自的差异。在这个过程中发展出的现代公共教育，最重要的一项功能是让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和别人一样。
人们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相信自己和别人是一样的公民，有同等的机会和权利，在离开学校进入社会后，面对并非平等的社会现实，相信这种社会资源分配的不平等或者个人在实现自我上的能力不平等，不是人为的安排，而是天生的、随机的，最好怪自己才智能力不如人、不够努力等等。
为达成这种形式上的平等，现代教育塑造出选择性评估学生某几方面能力的奖惩系统，学生在出身、社会资源等方面的不平等，极大影响着他们在竞争考试和评分体系中的表现。为了使学生在竞争起点感到公平，教育系统发展出制式的服饰要求，来消弭阶级与族群的外表差异，形成形式上的平等印象。其实制式服饰并未消除社会阶级，而是在不同脉络中，把差异简化到难以辨识，从而忽略许多复杂因素。
除了消弭明显可见的社会差异，制式化的服饰也支持了其他权力关系。这些权力关系下，虽然表面平等的功能渐趋弱化，制式服装仍然继续存在。
服饰不只是服饰，还代表了身份、地位、专业、精神，甚至思维。在这点上，制服并非例外，它彰显了一种“自制、理性与冷静”的阳刚气质。制式的服饰有“去性（征）化”（de-sex）的效果，反美学、反情欲、反性感。换句话说，制式发饰不仅仅是一致的制式外表，它还是丑陋的外表、不性感的外表，从而完成对青少年“纯洁”形象的塑造。
▲ 河北衡水中学，身着校服的学生和校长走在一起。 © 河北衡水中学
同时，制式服饰促进青少年学生的团体认同，相同标志或特色的制服和书包，可以使学生感到强烈的一体感，有利于学生投入团体生活。由于团体生活有同侪压力，对团体的向心力也有利于社会控制与监视，个人也由此内化各种权力关系。
此外，制式服饰也是学校管教的一部分。长期以来，学校追求类军营化、军事教育化的气氛，赞扬高度纪律性、服从性、集体化的思想。思想的服从也表现在身体的服从上，青少年的身体是被管教的对象，制式服饰正是身体管教的一部分。被剥夺身体自主权的青少年，服饰自由也一起被剥夺。
▌教育的本质究竟是压制还是解放？
以上种种要求和功能，核心都是对一致性的追求，一种对于虚构的“无规范身体”的深层恐惧。事实上，任何身体都不可能无规范。但只有虚构出这种无规范，才能为恐慌者们建构出一个敌人，从而生产出“头发变长，衣服变花，成绩变坏”的“分心论”和解除限制将造成时尚竞争的“阶级论”。
这些恐慌真的站得住脚吗？已有大量研究表明，校服政策与学生的行为问题、出勤率都没有明显的相关性。2003年美国国家教育统计中心的一项研究显示，在美国，穿校服的初中、小学生的行为问题较少，但是高中生的不正当行为频率反而更高。
校服能避免攀比也是个伪命题，除了校服，学生可以攀比的东西太多了：鞋子、书包、文具都体现着贫富差距，甚至校服的新旧程度都会成为家境不好的孩子被霸凌的理由——富人小孩可以在新学年买一身新校服，穷孩子却只能把旧校服洗干净再次穿上。制式服饰的要求本就是掩饰差异的存在、维系形式的平等，这种掩饰真的有存在的意义吗？
2009年一份名为《Are School Uniforms a Good Fit? Results From the ECLS-K and the NELS》的调查显示，即使从数据看来，学生犯罪、暴力的情况并没有因为引入校服制度而发生变化，仍然有61％的校长认为引入校服后校园里的不当行为案例有所减少。或许，隐藏在背后的是对失去管教权力的恐慌。
教育体制是保持整个社会结构稳定的重要一环，这是学校本身带有的保守性；但同时，教育在精神上，也担负了成就个体发展的理想。两者的张力，是教育者的内在矛盾。压制与解放之间，关键往往在于教学现场的实践。如果我们视教育的本质是通过各种学习过程找寻自我认同之价值，那么以要求、规范形塑出的高度纪律性、服从性、集体化的身体和思想，有助于达到这个目标吗？
教育常常宣称尊重不同个体的多元发展，希望培养出的学生富有创造力，能够解决社会问题。但如果学生连自己的身体支配权都被严格规训，连自己如何穿衣、如何理发都要不加思考地服从命令，那我们还能期望他拥有独立自主的精神、创造性解决问题的能力吗？
或许，独立自主的第一步，要从让学生自己决定如何穿衣，如何理发开始。